2009年5月11日 星期一

《留住一切親愛的》


無法用傳統體裁定性的動人之作約翰伯格動人的敘述方式,

彷彿一種對應的文體形式,

留住一切親愛的堪稱當代最新的《戀人絮語》之典範。

繼《觀看的方式》、《另類的出口》、《另一種影像敘事》、《我們在此相遇》後

英國最具影響力的藝術批評家、美學理論大師──約翰伯格,

用最感性的文字,告訴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、最迫切的四種聲音:生存、反抗、欲望、愛。

留住一切親愛的》試閱

節選自<我將輕柔訴說我的愛>部份段落

週五。

  納欣,我正在哀悼,我想與你分享這份哀悼,一如你和我們分享了如此眾多的希望,與如此眾多的悲傷。

      電報來自深夜

        只三字:

      「他死了。」

  我正在哀悼我的朋友璜孟尼諾斯(Juan Muñoz*,一位精采的藝術家,他做雕刻和裝置,昨天,他在西班牙的一處海灘上去世,享年四十八歲。

  有件事我很迷惑,我想問你。自然死亡不同於犧牲,不同於被殺或飢餓而死,自然死亡首先帶來的是震驚(除非死者已經臥病多時),然後是巨大無邊的失落感,尤其是死者還那麼年輕……

  

    白晝破曉而來

    但我的房內

    籠罩著長夜。

  

   接著,是苦痛,訴說著自身永無止境的苦痛。然而,偷偷伴隨著苦痛而來的,還有另一種接近玩笑的東西,但不是玩笑。(璜生前是個很會開玩笑的人。)一種讓 人產生幻覺的東西,有點像是魔術師耍了把戲之後捏著手帕的姿勢,一種輕盈,和你的感受截然相反的東西。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?這樣的輕盈是一種輕薄,或一項 新的指引?

  在我向你提出這問題的五分鐘後,我收到兒子伊夫(Yves)的傳真,他剛為璜寫下這幾行詩句:

    你的出現永遠

      伴隨笑聲

    和新把戲

    你的消失永遠

     留下雙手

    在我們牌桌

    你的消失

      留下你的牌

    在我們手中

    你將再次出現

      伴隨新的笑聲

    而那將是個把戲

週六。

  我不確定,我是否看過納欣希克美(Nazim Hikmet*。我想發誓我看過,但我找不到相關證據。我相信是在倫敦,1954年。那是他離開監獄的第四年,九年後,他與世長辭。他是在紅獅廣場(Red Lion Square)的一次政治聚會上發表演說。他說了一些話,然後唸了幾首詩。有些是英文,有些是土耳其文。他的聲音雄渾、冷靜,非常個人,極度音樂。但那聲音不像發自他的喉嚨——或說,不似當下從他的喉嚨裡發出。那聲音聽起來,彷彿在他胸膛裡有部收音機,他用輕微顫抖的大手開啟、關閉。我實在描述得很糟,他的風采和他的摯誠,是那樣明顯耀眼。在他的一首長詩中,他描述了1940年代早期,在土耳其,有六個人從收音機裡聆聽蕭士塔高維奇(Shostakovich) 的交響樂。其中有三個人和他一樣,正在坐牢。那是現場廣播;那首交響樂正在同一時刻的莫斯科演奏著,幾千公里以外的地方。在紅獅廣場上聽他朗讀詩作,我有 種感覺,彷彿從他嘴裡說出的那些字詞,也是從遙遠世界的另一頭傳來的。並非它們難以理解(它們不難理解),也不是模糊不清或乏味無聊(它們非常耐聽),而 是由於,訴說它們,是為了戰勝距離,是為了超越無盡的分隔。在他的所有詩作中,此地here)永遠是他方。

  

    布拉格的一輛運貨車——

          一輛單馬車

      穿過古老的猶太墓園。

    運貨車上滿載了對另一城市的思念,

          而我是那駕駛。 

 

  即便他還沒起身演講,只是靜靜坐在演講台上,你都可以看出他是個非常高大、巍峨的男子。「藍眼之樹」(the tree with blue eyes)這個外號,並非沒有來由。等他真的站起身子,你感覺他除了高大之外,還非常輕盈,輕盈到彷彿風一吹,他就會隨之飄遠。

   也許我真的從未見過他,因為那似乎不太可能,在一場由國際和平運動所主辦的倫敦集會上,希克美不可能讓他們用好幾根大索綁在演講台上,好把他留在地面, 不飄到空中。然而,我的記憶是如此鮮明。那是一場戶外集會,在他唸出那些字詞之後,字詞們冉冉升入天際,而他的身體也跟隨著他所寫下的字詞向上飄飛,在紅 獅廣場上越飄越高,越飄越高,飄升到昔日沿著希奧巴德路(Theobald’s Road)行駛的電車的閃亮火花之上,那條電車在三四年前停駛了。

  

    你是安納托利亞的

       一座山村,

    你是我的城市,

       最美麗也最不幸。

    你是一聲求助的哭喊——我說,你是我的故鄉:

       朝你奔去的腳步聲是我的。

 他的詩,如同幾何圓規般,畫著圓,時而親密貼近,時而廣及全球,唯一不變的是,圓規的尖端總是插定在囚室裡。

  

  

週五早晨。

  有一次,我在馬德里的一家飯店等待璜孟 尼諾斯,他一如我的預期,遲到了,因為,當他於夜晚像個技工般躺在汽車下方努力工作時,他總會忘了時間。等他終於出現,我取笑他老躺在汽車下面。稍後,他 寄了一紙玩笑傳真給我,我想把它抄給你,納欣。我不知道為什麼。或許我也不必弄清為什麼,或許那不關我的事。我只是在兩個死者之間扮演郵差的角色。

  「我想自我介紹一下——我是個西班牙修車工(只修汽車,不修摩托車),大部分的時間都躺在引擎下面看著它!不過,這才是重點,我偶爾也做做藝術。我不是個藝術家。不是。不過,我想放棄這種愚蠢的工作,不想在油膩膩的引擎底下爬來爬去,我想變成藝術界的凱斯理察斯(Keith Richard)。不知道這種人是不是可以像牧師那樣,只要工作半小時,而且還有酒可以喝。

  「我寫信給你,是因為有兩個朋友(一個在波多[Porto],一個在鹿特丹)想邀請你和我去男孩汽車博物館(Boyman’s Car Museum*的地下室,和波多舊城裡的另一個地窖(但願有很多烈酒)。
「他們還提到一些風景什麼的,我聽不懂。風景!我想大概就是開著車四處看之類的,或是四處看看四處開開……

  「抱歉,先生,又一個顧客走進來了。哇!是輛凱旋噴火車耶!!」

  我聽到璜的笑聲,在他的工作室裡回盪,那裡只有他一人,和他那些沉默雕像。

  

  

週五傍晚。

  有時,對我而言,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許多詩作,包括男詩人與女詩人所寫下的,似乎是有史以來最友愛的作品。如果真是如此,這也和政治口號毫無關聯。這適用於里爾克(Rilke),他是反政治的;也適用於波赫士(Borges),他是個反動派;還有希克美這位終身共產黨員。我們的世紀,是個史無前例的大屠殺時代,然而它所想像的(有時也為之奮鬥的)未來,卻是以友愛為號召。在此之前,幾乎沒人提出過這樣的號召。

  

    這些人,迪諾

    握著碎布火把的人

    他們要去哪裡

    在這陰鬱的黑暗中,迪諾?

    你,還有我

    我們加入他們,迪諾。

    迪諾,我們也

    瞥見了藍天。

    

週六。

  或許,納欣,這次我也沒看到你。不過,我願發誓,我真的有看到。你就坐在外廊小桌的另一邊,看著我。你曾注意到嗎?頭顱的外形常常透露出頭顱內部習慣的思考模式。

   有些頭顱無情地暗示出計算的速度。有些顯示它決意追求舊思想。最近,有很多頭顱洩漏了它們無法理解這一連串的失落。你的頭顱,它的大小和你那雙神經質的 藍眼睛,告訴我,在它裡面,同時並存著許多世界,一個世界包含著另一個世界,每個都有不同的天空;它不嚇人,它很平靜,但總是塞得太滿。

  我想問你,你怎麼看我們今天生存的這個時代。你相信正在歷史上發生的那些事情,或你認為應該發生的那些事情,最後,大多都成了泡影。你所想像的那種社會主義,如今已無處立足。企業資本主義所向披靡——但挑戰者越來越多——世貿雙子大樓則灰飛湮滅。這個過度擁擠的世界一天窮過一天。今日的藍天在哪裡呢?你和迪諾曾經看到的藍天。

  是的,那些希望,你回答說,在破布裡,然而,這真的改變了什麼嗎?正義依然是一個祈禱詞,就像瑞基馬利(Ziggy Marley) 在你這個時代所唱的那樣。所有的歷史,都是在講述希望如何持續,如何失落,如何重燃。而伴隨著新希望而來的,是新的理論。但是,對這個過度擁擠的世界,對 那些除了偶爾的勇氣和愛之外幾乎一無所有的人們,希望是以不同的方式運作。對他們而言,希望是某種咬在牙齒上、放在嘴巴裡的東西。別忘了這點。做個看清現 實的人。嘴裡掛著希望可以帶來力量,讓你在疲累不堪的時候繼續走下去;可以帶來力量,當你必須選擇不在錯誤的時刻大叫;最重要的是,可以帶來力量,讓你不 致嚎啕大哭。嘴裡掛著希望的人,是受人尊敬的兄弟姊妹。那些在現實世界裡不帶一絲希望的人,注定要孤獨一身。他們所能貢獻的,充其量,也只是憐憫罷了。而 那些掛在嘴上的希望無論是活力充沛也好,破爛不堪也罷,都沒差別,都能伴著你熬過無數夜晚,想像新的一天。你有咖啡嗎?

  我去煮。

  我離開外廊。當我從廚房帶著兩杯土耳其咖啡回來時,你已經走了。小桌上,就在黏著透明膠帶的位置旁邊,有一本翻開的書,翻開的那一頁,是你在1962年所寫的一首詩:  

    如果我是懸鈴木,我將棲息在它的葉蔭之下

    如果我是書

    我想在無眠之夜津津閱讀

    我不願成為鉛筆,即便夾在我的指間

    如果我是門

    我將為良善開啟為邪惡緊閉

    如果我是窗一扇敞開無簾的窗

    我願把城市帶進屋裡

    如果我是文字

    我要召喚美麗公義真理

    如果我是話語

    我將輕柔訴說我的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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